中国乞丐现象的价值观照——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反思

综论：我这篇短文先从当下中国的乞丐现象谈起；在这之前，我先叙述了我们认可某种观点的两种情况，而且主观地认为（尤其是讨论乞丐现象这样的话题）凡人们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即生活化的、劝谕的、非学究式的。我分析了乞丐的类型，并且分析了施主的类型和心态（当然都是泛泛言来），从而把我们的话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域上，即对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反思。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乞丐现象和我们走的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路子有某种非规律的关系，其中的中心观念即是时下十分流行的关于“异化”的话题，从而为我们试图摆脱这一现代化误区进行软弱的呼吁。其中，乞丐现象倒是给了我们以积极的启发。在行文中，主要从价值（学）理论来观照现象和问题。

 

 

一

我们点评社会现象，往往有两种情况出现，使听众对我们的点评获得认可。严谨的人们从来不愿意空对空地说话，他们愿意追求实在，他们总是拿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吓唬听众，使得听众在“事实”面前屈服，他们自己则成为如是之谓的权威。这是第一种情况，而且往往易于形成“贵族”气派，即知道自己手中拥有知识或数据，故而知道自己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点类似于英国学人吉登斯所言的“专家系统”）。事实上，我们可爱的听众也许还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东西并不“实在”，但大家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感觉，觉得这就是“事实”，这样的点评就是在理，因为其平实朴素，娓娓道来，完全是生活化的、艺术性的、讨论式的。很显然，我愿意接受第二种情况，不但因为这种情况省许多气力，而且因为我自身无法获得第一种情况下实实在在的数据。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价值的考虑，是站在何等人的立场上，准备进行什么样的论说，将要达到怎样的效果，都是值得考虑的。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专家认可的情况存在，即我的言说不是用来“取媚”于一般听众的，而是要获得专家群体的普遍认可；而与此同时，受过严格训练的专家是最重数据资料的，决不容许凭空乱说话、瞎点评。但是我觉得这要弹性地来对待。我想，对于和一般听众息息相关的学问（如社会学），大概还是要考虑听众的意见的，即听众是否愿意这样欣然接受。那么，我相信我下面的基于价值观照的关于乞丐现象的叙述，于一般的听众是两厢无碍的。

 

二

我们现代当下的中国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即乞丐存在的社会现象。不管我们的这种感觉来自于亲知，还是媒体宣传，还是道德教谕，还是理性思考，我们都可以感到乞丐的存在。这时，如果我们稍微会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会这样来分析乞丐的类型：有一种乞丐是真正的弱者，尤其是老人、小孩和残疾人，他们确实因为现实的原因而被迫行乞，是真正的乞丐；另一种乞丐可以被称作“职业的乞丐”，他们大多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而又不愿意劳动，同时又发现我们的社会可以产生如此多的同情心，于是他们利用之，晚上吃好喝好玩好，白天换上乞丐衣服“上班”，小生活过得美滋滋的；我愿意提出第三种乞丐以区别于第二种，因为尽管其也是“职业的”，但更多具有帮会方式，我的意思是有这样一种乞丐，他被某些帮会老大胁迫，通过各种方式（如自残其身或他残其身来博取社会同情）来乞讨，其所得大部分交给帮会老大，而帮会老大则可以做包括乞讨在内的任何事情。

好了，至此我不愿再做过多的分类，因为任何的妄作都将带来事项的复杂。尽管我知道还可以就分类上做得更细致，但目前的分类已大概够我用的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类型的乞丐，于我们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是如何起作用的；再加上诸多因素，我的分析将要复杂起来。

对于宗教徒来说，一般的理解，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乞丐，不管他/她知情与否，他/她都会在宗教教谕的催使下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会发现，宗教价值观是如此的宽大无量、慈悲仁善，以至于置身于其中的信徒甘愿做圣道的传布者。由于具体宗教价值观的不同，他们施舍乞丐理由可能不尽相同——或者出于原罪，或者出于报恩，或者出于畏惧，或者出于圣洁，或者出于慈悲——，但其结果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发出了施舍的行为。

另外一类值得我在此列出的施主是受惠于俗尚的人们（尤其是饱经沧桑的老年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人道的民族，我们的民间有多少关于慷慨接济、慈善帮扶的传说故事、禁忌风俗、观念劝谕；同时由于历经世事的老年人懂得人生的艰辛、命运的苦难、生计的无奈，故而更乐于施舍乞丐。但与典型的宗教徒不同的是，由于我们民间的质朴粗陋所孕育的习惯性心态，当施主发现乞丐事实上是在欺骗或被迫欺骗的真相后，和典型的宗教徒相比较，民间凡人更可能由于出于粗朴的率直而对欺骗行为进行惩处。这是十分典型的，尤其在现代气息不甚浓烈的地区。

在上段的末句我使用了“现代气息不甚浓烈的地区”，我心中想指谓农村，而现代气息浓烈的地区则意味着城镇，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城镇的非宗教徒会如何对待乞丐呢？我们可以预料到城镇人的狡黠和聪慧，以及理智。而且正像我们一般想象的，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的如此之迟，故而中国的城镇生活又具有许多的农村（或者叫做前现代）的性质。总体而言，由于没有土地，由于可能是朝不虑夕，故而城镇人的忧虑意识更为坚决，他们的生活节奏总是忙忙碌碌，当然他们的日子也总是过得井然有序。所以在他们看见有人行乞而出于良知准备施舍的时候，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会涌现这样的忧虑：自己的明天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这时候他们或者可能开始为自己的爱莫能助谋划正当的理由了。他们会说“我自己也许会死掉”，或者巩固自己对于乞丐身份的怀疑，或者干脆残忍冷酷地走开（而且心中升起一股子现代化的悲凉“谁来施舍我自己”“谁来拯救我自己”）。

 

三

我们会看到不同类型的人由于自身的处境和观念，对于乞丐的不同态度和行为。这其中的价值学阐释是什么呢？在此，我不愿做学理的说明，仅仅想提示一点，即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在进行着价值判断，这同时具有哲学上认识论的意义。我们可以非常清醒地把事实和价值区分开来，但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却总是一起发挥作用的。

此时又涉及到一个深层的、进一步的问题，即我们是怎么具有事实和价值的区分能力，我们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价值判断而不是那样的价值判断？这又是一个大课题，非我这里的小文可以解决的。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进行任何说明和做作时，为了不断地支持着自己的合理性，我们总是不断地向深处挖掘，不断地进行抽象地概括，结果反而使我们的确定性变得不可捉摸。所以正如我开头所提到的两种情况，有些时候，我们或者甘愿选择充分的数据来证明某些现象，而不去关注这种现象背后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者可以完全推翻我们的分析；或者我们愿意接受俗尚，跟着一种总体的感觉走路行事，按照世间的“约定俗成”的道理说服自己，也不愧是活人一场。

 

四

我们会发现，在上述几种类型的施主中（我这里显然没有说尽所有的类型，但差不多概括了主要的类型），最后一种——即城镇人——对我们展望未来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我们或者感觉到社会的变化正在向城镇迈进，几乎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参与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一个主流。我们中国正处在路上，下一步该怎样走，是十分关键的。

那么，就这一大课题和我在这里讨论的乞丐现象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两点。

其一，我们当然不会把乞丐现象看作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现代化和城镇化可能实际上促进了乞丐现象的增生。我们从反面情况可以找到证据，即现在许多相关报道都和失业、抢劫、行乞、盲流有关，而且我们制度的薄弱环节，正是社会给这些人提供契机造成动荡不安的原因。随着我们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我们越来越得重视乞丐这一现象，而且要在制度上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补救。

显然，这样的大政方针，关系着国计民生，不是我可以解决的，我在这里只是泛泛而谈，涉及到这一现象，希望有司能够予以重视。

其二，由这一现象以及相关现象，催使我们继续思考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合理性问题。正如我上面分析一种普遍的城镇人的心态一样，我们或许在现代化和城镇化方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本来是准备利国利民的好心变成了坏的结果。比如说近来为大家炒得沸沸扬扬的“异化”现象，既是由于我们的不慎（而可能不是由于现代化和城镇化本身的缺点），我们现代人们为了幸福安康自由，却反而被困在城镇的混凝土和现代制度的牢笼之中。

那么，这又和我这里分析的乞丐现象联系起来，即处于现代社会城镇中的乞丐，后者可以被理解作是一种对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异类的诠释，至少在其中可以找到多少有点浪漫的、自由的影子。当然，我们显然愿意排斥这种想法，而是看如何把这样可能是美好的状态和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联系起来，从而实现我们的基于理智的设想。

 

 

 

                                

                       老泪子2005年6月12日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