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p4）
从悲观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是生而不自由的，生下来以后就更不自由了。与那些为强调王治专权而鼓吹“人生而不自由”的观点不同，消极论者的意旨在于，人生而无价值。任何人不免死去，天国的谎言从来不在尘世，反而增强了尘世人的恐惧。我并不愿意来到这个世上，但我并不自由，我是被迫出生的；我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我的自主权也许在于后天，但已经必然地以不自主为前提。卢梭的着眼点在尘世，在维系尘世的尝试；如果他的心底有深深的悲观论调的话，他的尘世主张显然要语气乖戾地道出。
２，“……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 （p4）
概念的生成必定伴随着痛苦的抉择；绝智去圣，方为上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我们使用“自由”这一语词的时候，无论出于怎样的语调、怎样的倾向、怎样的目的，我们都已经不自由了。
３，“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p5）
动物的自保性；同时可能忽视了动物并不把绝对自保放在首位的情况，如爱子、爱类等；人毕竟是一种典型的极端复杂的动物，一切的可能性都隐藏在人体（的血液）中，一切的人间悲剧都肇端于此。
４，“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的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这就让我们承认：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pp9-10）
当一个家族拥有绝对强力的时候，只要他运用强力得当，即组织他族拥有高于己族的强力的方法得当，则其拥有强力的权利、及运用强力的权利，就得以使其血缘性地“永远做主人”；而且这种势头最终会演变成为人们所熟识的权力和义务关系，即合法的，这是人类王权制存在以来数见不鲜的现象。当然卢梭氏不愿从史实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理念的角度来考虑，并断言其理念必将得到践行，我也就无可奈何了。但可以奈何的是，我可以从我的理念出发，断言人类必将灭亡，这也是一定可以践行的。相信卢梭氏看到我的论点而目瞪口呆，指斥我为悲观的浪漫主义者，我则反驳曰：“侬是乐观的浪漫主义者——并且，浪漫主义从来都是悲壮的。”
5，第一卷，第四章《论奴隶制》
天赋权力归己支配，是卢梭一贯到底的；为区分自然人与法人，同时为贯彻自然人的天赋权力，卢梭可谓煞费苦心。
关于对待战俘问题，可参看《菊与刀》。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受卢梭精神浸润的美国人是以怎样的不可思议的眼睛来看待东方思想的。
又杨玉清论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曰非政体也，非人们之结合也，乃人们之关系也。见《孔子研究论文集》中杨文，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
又中国古来国家多属一姓一人。
6，第一卷，第九章，《论财产权》
作为人格的国家拥有财产，对应于他国来说，这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财产对于组成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因子——公民——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剥削，即公民本身没有财产，或者本身所有的财产仅成为国家财产的组成部分；从而孕育出现代社会以人格面目出现的国家主体，非常的蛮横。反对者倡导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孰不料按这一逻辑，每个公民又成为其身体——即细胞——的独裁者，从而为细胞追求独立赋予了主题，而细胞内物质又开始了他们层次上的革命，于是世间乱哄哄起来。
与此同时，相反的，支持者则呼吁以人格面目出现的国家，应该和别的所有国家形成更高一级的联合体；同样按其逻辑，整个宇宙成其为人格的联合体了。
如此之谓的人格主体以及权利和契约，无论是向微观或宏观衍伸，都使人类陷入无穷的不确定之中。要追求确定性，只有采用相对法，即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人格的主体只能就人本身而言，而不能是细胞、国家或其他。但卢梭氏显然不这样看，他要把“人格”的重点放在民意上（国家上），再加上诸家观点逐追驯鹿，世间又乱哄哄起来。
7，第二卷，第四章《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卢梭的“主权”，仅只限于民族国家，这一理解至今都被认可。但今天的民族国家本身及之内的成员应该已经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世界主权”的新纪元。如此这样的话，卢梭关于民主和主权间的一切关系及原则都当然无存；而且可以合理地推测，这种关系及原则在“世界主权”与“世界公民”之间获得新生。
8，“第二种关系是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员对整个共同体的关系。……因为唯有国家的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从这第二种比率里，就产生了民法。”（p69-70）
个人与群体永远处于矛盾之中：国家强力保障个人的自由，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强力；尽管这种服从以个人的主动志愿为基础，且采取了人人分国家（社会）的方式，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束缚，即使理性的宣传＆教谕使个人事实上“不要这样想问题”。个人与群体之关系的尖锐对立，到现代社会而愈演愈炽。
9，“一般说来，各民族纪年史上最有教育意义的那部分，亦即他们创业的历史，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那部分。”（p141）
创业阶段是个人或群体最活跃的阶段；随机应变、随遇而安、与时携行、革命地、务实地；故而其经验和教育最值得后人学习。可能略显悲哀的是，后人往往又囿于前人的创造，执著于既得利益并且成就颇为顽固的制度性陋俗，从而禁锢了后人的头脑，束缚了后人的手脚；尤其悲哀的是，后人有意改动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教育书的观念和“史实”与前人的心情大为不合，从而成为更后人们的遗憾。
10，“风尚与舆论要比这种制度更有力量，同时也纠正了这一制度的弊病。”（p148）
我们可以如此主观地断定：越是久远的时代，人身越自由。当然要注意我所说“自由”为何物；显然，我并不是指个人无法脱离社群，而是指社群如何统辖个人。应该说，越往古，人们越生活于风尚与舆论之中，社会更多靠道德来统辖个体；但是个体的理智越来越充实，当到了可能或足以冲破道德约束的时候，社群不得不一步步地加强制度建设，从而把个人完全禁锢于制度之中。尽管制度与道德不无关系，但个人首先不违反制度，即可首先不考虑道德。同时，个人越来越不自由。个体随社会进步而愈益不得自由，正是其智识不断充实的原罪，每秒而虚无地解决办法应该是复古了。
11，全书阅后
毫无疑问，我可以直觉地说，人类是需要秩序的，人类正在秩序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某个层次上就是具体而微地论证这种秩序之作。
出于由小到大、由内向外的考虑，出于自身局限所导致的自我视眼凝固己身的考虑，出于追慕虚灵、不切实际而又多少有点浪漫、幼稚、美妙的心理的考虑，出于灵魂首先从个体中产生出来的考虑，我愿在此提出卢梭先生不十分敌对的观点，即个人解放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同时也众所周知），卢梭先生关注的是秩序，是群体，其着眼点在于社会，走的是以社会到个人的路子，但冷落个人却是不得已的。尽管卢梭先生也论及个人幸福，但这种幸福又有多少是关于（群体的）正义、自由、平等啊！有一点卢梭先生回避了，或者说用这种回避（或强硬态度），卢梭抨击了往古居今的宗教——一个试图解决个人有限性的仪式性、自我湮灭（欺骗）体系。
我这里说卢梭抨击宗教，语态上似乎有向宗教靠拢的态度，但事态或许并不是如此简单。可涉入的通道太多，我于此愿意从“现代性”涉入。在此，我不愿做更多的论说，只是想挑明卢梭的工作仅仅是一种探索，并深深影响了现代性的矢量。但这样做似乎不够，因为隐藏于现代性之下的人类智识所面临的个体性和制度性之无底洞，悲观的说，即是世界末日；确切地说，即是人类末日，而世界则长已矣！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